“郁金种得花茸细，添入春衫领里香。”（唐人段成式《柔卿解籍，戏呈飞卿》诗之一）这诗中所说的“郁金”、“花茸”，原来就是番红花（藏红花）呀！穆宏燕先生《藏红花的奇异旅程》（见6月28日历史纵横版）一文指出，来自伊朗的番红花在晋唐时代被称为“郁金香”，使人几生顿悟之感。

　　值得补充的是，元时文献《饮膳正要》中提到以“咱夫兰”作为炙羊心、炙羊腰的调料，《回回药方》（据研究成书于明初）则频频出现“咱法兰”，显然同样属于“波斯语Zafarān一词的音译”。《回回药方》中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——卷十二一款药方配料表中，“咱法兰”下有小字注：“即番栀子花蕊。”证明番红花在中国历史上也曾被呼做“番栀子”。

　　宋人周去非《岭外代答》中恰恰有“蕃栀子”一条：“蕃栀子，出大食国，佛书所謂‘簷葡花’是也。海蕃干之，如染家之红花也。今广州龙涎所以能香者，以用蕃栀故也。”文中所描述的“蕃栀子”正与番红花的身世、形态相合，印证了《回回药方》中的提示。这条文献还指出了一个有趣的史实：宋代广州出产的合香制品“龙涎香”，把番红花列作重要配料之一。

　　在宋人那里，“龙涎香”主要用来指称人工合香制品的一大门类，包括多种配方，使用的香料彼此不同。相传为宋人陈敬所撰的《陈氏香谱》中即录有“龙涎香”的若干配方，其中“古龙涎香”便真的以番红花（“蕃栀子”）作为成分。更让人惊讶的是，书中“复古东阁云头香”一方为：“占腊沉香十两，金颜香、拂手香各二两，蕃栀子（别研）、石芝各一两，梅花脑一两半，龙涎、麝香各一两，制甲香半两。右为末，蔷薇水和匀（如无，以淡水和之亦可）用石达石石达之，脱花，如常法爇。”

　　这一香方的来历可不一般，“东阁云头香”实为南宋初期宫廷中“合和奇香”创制出的一款新型高档香品。（参见扬之水《龙涎真品与龙涎香品》）明代的《香乘》更录有一则资料宣称，“东阁云头香”的香调早在北宋宣和年间就在宫中研发出来，南宋宫廷不过是将往昔的皇家精品加以恢复而已。宣和时负责创制新香的场所设在睿思东阁，因此，南宋就把依彼时方法复制出的这款香品称为“东阁云头香”。《陈氏香谱》中称之为“复古东阁云头香”，似乎也是在标示这一香品并非南宋的新创，而是“复”前代之“古”。若果真如此，那么，宋徽宗时最成功的宫制合香产品居然同时使用到番红花和玫瑰香水（蔷薇水）！

　　《陈氏香谱》中尚有一款“韩钤辖正徳香”，是南宋初上层社会风雅人士创制的名贵香品之一，它同样用到番红花以及“蔷薇水”。同书中“元若虚总管瑶英胜”、“瑞龙香”、“笃耨佩香”三方则提到“大食栀子”或“大食栀子花”，显然是当时人对于番红花的又一种习惯叫法。无独有偶，这三个方子也一致用到了“蔷薇水”。其中，“韩钤辖正徳香”和“笃耨佩香”不仅限于在香炉中熏爇，它们还被按当时的风气做成玉佩一样的花形小香佩，穿上丝线，佩挂在身上，起到香身的作用。

　　从这些线索可知，以宋人生活的视野来说，广州制香业中最先以番红花作为“龙涎香”饼的配料，调制出了令人鼻端一清的新异香调，让当时的中国人感到非常新鲜，形成岭南香业的特色产品之一。不难推想，如此“龙涎香品”的出现，应该是“大食”即波斯-阿拉伯地区的用香习俗、制香技术与香料一起御海万里，最终登陆广州的结果。甚至很可能就是大食匠人在广州落地生根，制香为生，催动了外来理念、工艺与本土传统的结合。

　　在北宋末期或南宋初期，番红花和玫瑰香水及其使用方法进一步北上到内地，促生了宣和宫香与后来的“东阁云头香”、“韩钤辖正徳香”等经典。试想宋代宫廷、上层社会的生活环境中，当时那些雅女俊男的衣上身上，浮动着丝丝番红花与玫瑰香水的微息，真是很奇妙的感觉啊。

　　实际上，把番红花作为香料，用于香洁环境与衣服，最早在晋代就已被上层社会采纳。著名才女、贵嫔左芬即著有《郁金颂》，其中提到“越自殊域”的“奇草”郁金被“妃媛”们“服之褵衿”。唐代的《外台秘要》中更是列有“裛衣香”配方，把郁金香等八种香料捣成末，一起装入绢袋，再将绢袋置于衣服内，为服装洇上香气。

　　《藏红花的奇异旅程》一文指出，番红花“从未广泛进入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”。这或许是因为此种植物在历史上未能成功移植到中国的缘故吧。于是，一种从遥远异域贸易而来的香料兼染料，便始终局限在上层社会的奢侈繁华之中。不过，今日中国已成功移植番红花，并在国际市场上与西班牙等传统出产国形成了竞争。 
 

 

 

 

 

(整理编辑：中国藏红花网)